谢联辉（1935.3.9-  ），男，汉族，福建龙岩人，植物病理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现任公司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最信用的十大网投教授委员会主任、闽台作物有害生物生态防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历任福建农学院、福建农业大学植保系主任，植物病毒研究所所长，福建省植物病毒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省政府顾问，省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省科协副主席，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第五至十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组长，第一至五届农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植病学科组组长、植保学科组组长，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主任、顾问，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激光生物学报、Virologica Sinica等八种中英文杂志编委、顾问等。先后被评（选）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全国粮食生产突出贡献农业科技人员、植物保护终身成就奖、植物病理终身成就奖等。

他参加工作以后有4次共8年在农村驻点，曾在稻瘟病重灾区的宁化山区，实践他所创立的稻瘟病“栽培免疫理论”获得成功，使当地的1500亩山垄田水稻平均亩产从100多公斤跃升到403公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麦秆锈病是我国生产上的突出问题，1949-1965年北方春麦区和南方冬麦区各有4-6次大流行，于是他便深入调查，发现该病菌虽是转主寄生，但在生产中并不需经过转主而可直接通过无性孢子完成世代循环。这样，在春麦区和冬麦区之间必然要有一过渡小麦寄主，才能完成周年循环。那么这一过渡寄主在哪？通过广泛调查，他终于找到莆田有大面积的秋小麦，于是他下决心动员当地不种秋小麦，改种其他非寄主作物，以期切断病害循环，从而使该病在中国得以根本控制，至今半个多世纪从未见其再次发生、流行。

1960~1970年代，我国水稻黄矮病等数次暴发，给水稻造成严重损失，为此，自1973年起，他又组建课题组先后深入我国的18个省、区，尤其是福建的51个县、市开展系统调查研究。调查中他发现一种症状奇特的病株，通过系统的病原生物学、血清学和理化性质试验，于1980年他报道了这一试验结果：Rice bunchy stunt，a new virus disease of rice plant，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引用，1981年应邀出席国际水稻学术研讨会（菲律宾马尼拉）作大会特邀报告，大会组委会主席布雷迪博士对他表示了“热烈的、崇高的敬意”，并祝贺他“对世界水稻病毒研究做出了新贡献”。IRRI植病系水稻病毒组负责人林克治说：“相信它是一种新病毒，它的发现对世界病毒的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我国植物病毒学前辈、复旦大学王鸣岐教授称谢联辉“为国内水稻病毒、国际病毒的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裘维蕃院士说，谢联辉“研究精神卓越”，所发现的“确实是个新东西”，“是做出了贡献的”；他不但把谢联辉的发现写入自己的《植物病毒学》专著中（农业出版社，1984），还把这一发现写入《中国植物病理学进展》一文中去，1979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第九届植物保护学术会议”上所作的专题报告中专门介绍了这一新病害。

1973年的水稻病毒病调查中他还发现二点黑尾叶蝉（Nephotettix virescens）能传水稻矮缩病毒（RDV），而该叶蝉曾于1962年日本权威学者新海昭报道不能传播RDV，此结论也曾被同行广泛接受。为此，他历时8年大量反复试验，直至1981年才报道其研究成果：A new insect vector of Rice dwarf virus，由于方法严格，数据可靠，得到了新海昭的赞许，也得到了业界普遍确认，1985年被邀请在热带水稻和豆科作物病毒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大会特邀报告（日本筑波）时介绍了这一结果。

1970年代初至今，他始终如一地专注于水稻病毒及其他植物病毒的应用与基础研究，还报道了水稻病毒中国新记录3个，建立了世界上种类最为丰富的水稻病毒毒源库，创建两个监测新模型，确立一个独特、高效的病毒防控体系并被全面推广。

他对其他植物病毒的研究也作了重要贡献，解决了一些重要的科学与生产问题，如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中国水仙、甘薯、烟草、番茄、香蕉等植物病毒的种类、分布、发生和防控对策，较好地解决了当地生产问题，并报道了11个中国新记录。

1991年他从水稻病毒持续防控出发，提出了抗避除治的四字原则——生态防控的关键策略，也被证明可普遍适用于其他植物病害。1999年他创立植病经济学，并开始招收博士生、博士后，旨在通过综合的经济评估引导和驱动植病生态防控，为植病管理的五大效益确立新理论，培养新人才。

他创办了中国首个植物病毒研究所，发表学术论文48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及全国统编教材10部、参编9部。他的研究独具特色，历时数十载，却又不失活力，永葆科研的强劲动力，成果居国际先进水平（有些居国际领先），究其原因是他始终关注国家战略需求，瞄准农业生产突出问题，始终关注科技前沿，遵循“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坚守“敬业乐群、达士通人”的精神追求，践行自己定下的“四严”的科研准则。

他重视教学、科研、服务与团队建设相结合，倡导以创新文化和学科文化引领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他提出并推行将党支部建在学科上，强化五种意识，带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中鼓励学者型教学风格，激励五性思维（批判性、创造性、颠覆性、前瞻性、战略性），实施五大实践（教学、科研、生产、劳动、社会），培养了一批高层次专业人才，已培养出博士78名、出站博士后9名，他们大多已成为相关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指导的博士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篇，省优秀博士论文14篇。获省优秀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各1项，省优秀课程、省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课程各1门。

1979年以来植物病理学科在他的带领下改变了原先落后的状况，实现了学位点、学科点、党建点、平台点的四个历史性跨越， 1990年获建博士点、1994年获建博士后流动站、2001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4年学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2016年获批国家重点实验室。